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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大发客户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6 08:50: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前,我国器官捐献立法,仍以国务院制定于2007年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为主,近年来,不断有代表、委员建议制定有关器官移植、遗体捐献的法规。本次民法典编纂,人格权编草案2018年8月首次提请审议时,就对器官移植作出了规范,规定:自然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、人体器官、人体组织、遗体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、欺骗或者利诱自然人捐献,同时也明确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、人体器官、人体组织、遗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国曾于1954年、1962年、1979年和2001年四次启动民法典的起草,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实际成果。2014年10月,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了编纂民法典这一立法任务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了“两步走”的编纂工作计划。2017年3月,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,民法典的编纂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。此后,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多次拆分审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围绕离婚诉讼中的“抢孩子”“藏孩子”纠纷,草案也作出了针对性规定:已满两周岁的子女,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,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,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案则扩大了离婚补偿的适用范围,删除了上述夫妻分别财产制的限定条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配偶、父母有权决定捐献逝者遗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删除“公证遗嘱效力优先”规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上述修改,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,收养条件应当进一步放宽。委员陈文华就提出,“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可以收养,这一款不应该成为收养人的限制,世界上把收养视为一种慈善行为,是一种善举,只要有善心、有能力,没有其他不良的情况,我觉得善举是完全可以的,不应该限制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员陈斯喜表示,赋予逝者家属“器官捐献决定权”,吸收了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的规定,但将这一内容上升为法律需要慎重研究。遗体不等同于遗产,亲属有没有权利自行处理遗体,涉及伦理的问题。“你处理的是遗体,不是一般的物。需要研究清楚为什么你有这个权,这个权利是哪儿来的。权利的来源要搞清楚,你凭什么处分,有没有处分权。立法要讲究法理,权利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必须搞清楚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,四审过程中,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,上述条款仍需完善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、陈竺都提出,法律应当明确规定,防止和制止性骚扰不仅要采取合理措施,更应当建立相关防控机制。陈竺说,“考虑到制度比措施更具有长远性、稳定性和基础性,建议将‘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、受理投诉、调查处置等措施’修改为‘应当建立必要的制度,采取合理的预防、受理投诉、调查处置等措施’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事实收养(未办理合法手续的收养行为)不断增多,部分法学工作者和公众呼吁修改收养法,降低收养人门槛,解除“无子女”“只能收养一个子女”等收养条件的制约,并增加跟踪回访规定,完善收养审查考核制度。